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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斑：演员要为角色代言******

　　【文艺人物志】

　　光明日报记者 郝泽华

　　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、周萍，《北京人》中的曾文清，《我们的荆轲》中的荆轲……他跑过无数龙套，演绎过大量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。2007年，他凭借《雷雨》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，2013年又凭借《我们的荆轲》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。成绩的背后是他30多年的勤勉与付出。他说：“人们都喜欢‘神来之笔’，其实‘神来之笔’都是从潜移默化的积累中来的。”

王斑 光明图片

　　天空湛蓝澄澈，气温悄然转冷。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排练厅里，一桌二椅摆开，两名演员轻装上阵，话剧《香山之夜》正在排练。“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，正义的事业，是任何敌人也攻不破的。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王斑正用湘潭话流利地讲着台词。身披灰色外套，手中一杯浓茶，指间一支香烟，省去专业的妆造，走出舞美的修饰，仅朗声谈笑间，王斑饰演的毛泽东便已有了几分伟人的神韵。

　　王斑正在排演的话剧《香山之夜》，聚焦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这一重大历史时刻，以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的内心活动为主线，将不同时空的人物放在同一戏剧场景里，展开了一场充满艺术想象力的“超时空对话”。王斑收放自如的表演背后，是其作为一名演员对于表演事业的孜孜以求、躬耕不辍。

　　作为北京人艺第一次出演毛泽东舞台艺术形象的演员，王斑深感肩上的责任与使命：“我到人艺三十多年了，演了那么多角色，都是在为这样的人物做铺垫。”排练厅墙上“戏比天大”四个大字，与王斑遥遥相望。

　　1971年出生于河南郑州的王斑，16岁踏进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大门，成为中戏87级表演班年纪最小的一个。中戏毕业后，王斑进入北京人艺，扎根于人艺剧场，如今已是第31年。《雷雨》中的周朴园、周萍，《北京人》中的曾文清，《我们的荆轲》中的荆轲……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，王斑跑过数不清的龙套，也演绎过不少让观众印象深刻的角色，收获了许多掌声与赞誉。2007年，王斑凭借《雷雨》中的表现获得中国话剧金狮奖表演奖，2013年，他又凭借《我们的荆轲》获得第26届中国戏剧梅花奖，这也是中国戏剧表演艺术的最高奖。种种成绩的背后，是王斑始终如一的勤勉与努力。

　　在《香山之夜》中，为了让自己饰演的毛泽东尽可能形神兼备，王斑下了不少苦功夫。“演毛泽东这样的人物需要做很多功课，要了解各大历史事件，以及人物在事件中的状态和心理，还要体会人物的精神境界。”在准备阶段，王斑把《毛泽东选集》摆在床头，每天清晨都念上几段。讲到这里，王斑笑了笑：“人们都喜欢‘神来之笔’，其实‘神来之笔’都是从潜移默化的积累中来的。”为了讲好湘潭话，王斑专门托人用湘潭话将剧本中毛泽东的台词全部录了一遍，自己逐句跟着学。此外，他还几次前往香山双清别墅，徘徊在房屋、小径、草木间，将双清别墅白昼与夜晚的样子一一刻入脑海，不断揣摩毛泽东在此间的心绪与感受。

　　“我不是特型演员，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我需要进行一些外形的改变，尽量靠近56岁的毛泽东。那时他正值盛年，身材比较魁梧。”为此，原本体型偏瘦的王斑开始有计划地增重。但他清楚，仅仅塑造好外形是远远不够的：“演员是一个传递者。演好毛泽东，难的不是外形上的接近，而是如何传递他的思想。”

　　“演员饰演角色，一定要为角色代言。角色的音容笑貌、行走坐卧，我都要反复揣摩，思考观众能否接受。”在《香山之夜》中，王斑有一段朗诵毛泽东《沁园春·雪》的表演。每每王斑朗诵完毕，观众都会报以热烈掌声。那段朗诵花费了王斑不少心血。最初，王斑打算以洪亮、优美的声音完成朗诵。但某一天，王斑意识到：“这不是香山之夜毛主席的朗诵状态。”面对记者的疑惑，他解释道：“《沁园春·雪》是毛主席写的词，我在舞台上朗诵时是第一人称，于是我使用了一些方言。”后来，王斑又琢磨，这段朗诵不该是一气呵成，而应该在不断思考中、在与现实呼应的过程中进行，后来他想明白了：“毛主席朗诵这首词时，心中装着的江山其实就是人民。”

　　在诠释角色的过程中，王斑也和伙伴们走过一些弯路。“经典是需要不断打磨的。”他坦言，一开始，两位演员的动作设计都相对繁琐，一段戏里满是手势和动作。但慢慢地，王斑和饰演蒋介石的演员方旭认识到“好钢要用在刀刃上”，化繁为简，只在关键的时候用一些典型动作，反倒产生了画龙点睛的效果。

　　当《香山之夜》在北京怀柔演出结束时，观众纷纷起立鼓掌。那一刻，聚光灯下的王斑热泪盈眶。他深知掌声背后的复杂性——那一方面来自观众对毛主席的敬仰和爱戴，另一方面也是观众对演员表演的认可。

　　“其实我很想把这个戏一直演下去，演一辈子，那将是多么光荣的一件事啊。但那是不可能的，我还要去接触其他角色。”王斑坦言，演员总是在各种角色中跳来跳去，这是很幸福的事，但有时也会给演员带来一些负担，因为角色会“附体”在演员身上，比如，饰演毛泽东那段时间，身边的朋友会感叹：“你的眼神好像毛主席啊！”王斑听后很开心，但又有些焦虑，担心自己一直带着毛主席的眼神，就没法演别的角色了。“演员的人生与各种角色交织在一起，我们的生活实际上一直是一个‘提起来’，然后再‘放下’的过程。”

　　日光西斜，戏已散场。王斑把灰色的外套认真穿好，顺次系上一粒粒扣子，缓步走出排练厅。无形的聚光灯、荣誉与喝彩之外，王斑再一次回归坦诚、真实、谦逊的自我。舞台的大幕一次次拉开又落下，帷幕开合之间，王斑不断体味着作为演员的“进入”与“回归”。

　　《光明日报》（ 2022年12月21日 13版）

短些、软些、宽些******

　　金仲华

　　一、最好的宣传是怎样的？

　　最好的宣传，是使人看不出在宣传；看得出是在宣传的，是最不好的宣传。新闻工作是一种艺术，它通过事实讲话，而不是跟人家针锋相对开辩论会，也不是板起面孔宣传。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读者进行宣传，更要注意。

　　华侨是倾向祖国的，但受到反动宣传影响，我们的责任是去掉那些影响，使他们逐步了解祖国。我们的工作还有国际宣传的意义。

　　二、怎样才能做好宣传？

　　新的形势给我们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，很多新的地区会陆续打开，更多的任务要我们去完成。要根据不同地区，不同环境，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新闻报道的方式。这需要有高度的技巧——要稳，要灵活，要避免主观。因此要研究各个具体问题的宣传方法，要多分析、研究各侨居地的特点、政治气候以及各具体侨报的态度和读者反映。

　　要记得：稿件登不登是人家决定的，切不要以主观愿望代替客观现实。

　　三、要多报道哪些方面？

　　我们经常报道的事情有两大类：一、我们需要华侨知道，不管他们原来有没有兴趣知道的，如官厅水库、治淮工程等；二、华侨希望了解，我们加以满足，使他们更好地了解的，如侨乡情况等。不能认为国内一切大事都是应该大力向华侨报道的，如新近的养猪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

　　就华侨角度来说，对城市的报道要多于农村；对人民生活、工商业、文教事业的报道要多于农业经济；对华南侨乡的报道要多于内地。要多报道华侨熟悉的地方，以及突出的地方。华侨虽很多出自农村，但出洋后很多居住在城市；国内眷属也很多住城市，因此华侨比较熟悉城市情况，比较关心城市新闻。农村人口分散，作为个别的乡村来说，和它有直接关系的人不多，因此除侨乡外单独报道某个村、乡，作用就不大；城市事物集中，和它直接有关系的人多了，熟悉它的人也多，报道了影响的面广。新闻报道要照顾各阶层读者的兴趣。

　　四、要怎样报道？

　　报道时要多讲事实，要有故事性，要多一点人物的活动，有时可用第一人称，要能引人入胜。

　　特别要谈一些中年、老年人所熟悉的风俗、习惯、人情、景物，引起他们的回忆，思乡。通过旧的东西说明新的东西，能使人有亲切之感。

　　要特别注意报道两种人。一是老人。老人在旧社会是不值钱的，被推开的。要报道那些老翰林、老教育家、老中医、老工程师等。这些人往往和华侨还有联系，报道他们现在在做什么，生活得怎样，会使华侨体会到新社会的好处。我们报道新的人物，也应该报道旧人物的新情况，这才不会割断历史。二是普通人(就是在旧社会抬不起头的人)。写他们现在如何成为车间主任、农业社社长、劳模等。

　　新社会的风气和面貌也应该报道。

　　五、风格问题

　　华侨居住地的政治环境，以及华侨的文化水平、思想水平等具体情况一般都和国内的不一样。因此，针对海外华侨读者的报道一定要有它的特点。但这些特点是否就可以说是“华侨风格”？看来不必要用这个名词。当然，文章体裁方面，内容方面应多样化，花式品种要多一些，因为社会上的人是多样的，兴趣也各不相同。

　　上海新民报晚刊提出：“短，短些，再短些”，“软，软些，再软些”，“宽，宽些，再宽些”(报道面宽)，对我们有参考价值。

　　国内的新闻、通讯很突出的是一个“长”字：篇幅太长，段落太长，句子太长，甚至“片语”(phrase)也太长。

　　我们要提倡：

　　1、短文，短段，短句子。长文章要多一些小标题，这是帮助读者，便利人家看。

　　2、突出。是主题突出。要使人家看了头一两句就非看下去不可。句子简单明了就自然会突出。外国人批评我们形容词太多，有时过(看)了两三道门(段)还看不出要说什么问题。

　　3、不要怕重复，报道要有连续性，要追着新闻去报道。

　　4、文字方面。华侨读文言较多，侨报社论有的用文言写，还要写到能朗读。有些报纸文章短，句子短，用文言又杂用方言，读起来有节奏。这是未可厚非的，它接近劳动人民。当然，文体问题还可以研究。这方面我们虽不能完全满足，但也应该注意。现在我们的新闻往往和语言还有距离。我们至少要做到：容易读，顺口。可以引用一些侨乡的成语、比喻，这能使人更感亲切，更能吸引读者。

　　(历史资料)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